“单步负笈”是一个成语，出处是《三国志·魏志·邴原传》。据载，邴原年少时家境贫寒，却未被艰难困阻吓退，他徒步跋涉，背着书箱，在艰苦环境中坚持求学，对知识深切渴求。
唐代后开始出现轻便书包
唐代以后，随着民间纺织工艺的发展，布制的书囊、书袋开始出现。
明代冯梦龙《喻世明言》中就有这样的描述：“（张）劭辞老母，别兄弟，自负书囊，来到东都洛阳应举。”相较于箧、笈，书袋、书囊很轻便，容易背负，已经接近于今天的书包。
北宋诗人柳子文有诗《次韵呈慎思学士》：“诸蕃入学愿可偿，槐花举子促书囊。”那时候，书囊不仅是学子的书包，也象征知识的积累与身份认同。
除了布制书袋之外，还有其他材质的书袋。唐代宰相、学者王起作有《獭皮书袋赋》，文中就描写了一种用獭皮制作的书袋：裁剪成圆润方正的样式，恰好契合书本的轮廓，它默默珍藏着锦绣文章，封存着璀璨辞赋，书袋缝合处细密如网，连三车书卷都能容纳，随身携带时轻便如影，走遍九州也不觉沉重。
明清时期，因为布料不易得且容易损坏，所以文人书生仍会以箱、箧、笈来装书，不过这些箱具更加轻便。此时，书囊、书袋也更加流行，工艺上较唐宋时期更加精美。
明清富贵人家制作书箱，材质从普通木材升级为黄花梨、紫檀等名贵木料，工艺上采用榫卯结构与百宝嵌技法。海南省博物馆就藏有一件民国时期所制的海南黄花梨书画箱，其工艺极其精妙。
随着纺织工艺的进步，明清时期的书袋、书囊有了更多的装饰，特别是到了晚清时期，书包的制作更加精美。宁波教育博物馆藏有一件清代蓝布书包，这一书包的用料、装饰都非常讲究，表面印有白色复勾牡丹花卉纹样，以编织绳作为细带，中间缀有一枚钱币。
明清时期学堂、私塾增多，学子可就近读书，此时课程也简单，无须背太多书本，书囊就成了日常装书工具。晚清私塾中，学生多用染布缝制的方形布包，内装《三字经》《弟子规》等启蒙读物。
民国时期的书包材质多样，主要分为布质、皮质和竹编三种类型。其中，竹编提篮式样的书包尤为精致考究，这种书包不仅能够收纳书本和文房四宝，还特别设计了放置饭菜、零食的隔层，并配有锁具以防盗窃。由于制作精良且价格不菲，这类竹编书包通常是官绅阶层或富贵人家公子的专属用品。
相比之下，皮质书包多采用上等真皮制作，同样只有经济条件优渥的家庭才会为子女购置，而占人口大多数的普通家庭，只能为孩子准备最简单的布制书包。这些布书包制作简陋，材质普通，反映出当时不同阶层在教育投入上的明显差异。
新时代的书包精巧又多样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书包又有了更大的变化。解放初期的书包延续着战时物资紧缺的烙印，城市学生多使用军绿色帆布包，这种由部队剩余物资改造的包具，以粗厚帆布为面料，仅设前后两个主袋，无隔层设计。农村孩子则普遍背负家织粗布缝制的方形布包，这种书包破了又缝，缝缝补补又三年，甚至能传给下一代人。
到了20世纪60、70年代，绿色帆布挎包仍是主流书包。那时，大街小巷开始出现可挎的军绿色书包，书包上往往印有“为人民服务”“星星之火，可以燎原”以及五角星，这是一代人的集体记忆。
之后，书包的样式也迎来了百花齐放的新局面。曾经单调的款式逐渐被五彩缤纷的背包所取代，这些充满活力的书包设计越发精巧，尤其是那些融入可爱卡通形象的款式，成了孩子们争相追捧的心头好。也就是从这时起，舒适实用的双肩书包开始流行起来，并逐渐成为学生的主流选择，这种流行趋势一直持续到了今天。
时至今日，书包的设计不断优化升级，在功能、材质和时尚感等方面都有显著提升。真皮、涤纶、帆布、棉麻等多种材质的书包成为时尚新宠，简约现代、复古经典、卡通趣味等不同风格，能够满足各类人群的个性化需求。不仅如此，制造商还更加注重书包的实用性能，开发出护脊、减负、防水等贴心设计，甚至推出智能书包。
书包的演变，是社会发展与历史进步的生动缩影。从最初的箱箧、布囊到如今的多元化设计，书包的样式与材质随着时代变迁而不断革新。这些变化不仅反映了制作工艺和审美观念的演进，也折射了不同时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教育文化的时代特征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